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，江苏宜兴某地的乡绅孙俊元（化名）因病去世。孙俊元去世后留下了不少遗产，但是并没有留下遗嘱。围绕遗产分配问题，他的四个孩子之间产生了矛盾。更为复杂的是，这四个孩子是由两位母亲所生，其中两个还被怀疑不是孙俊元亲生。

　　遗产纠纷愈演愈烈，争执了七年都没有结果。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十二月，这桩“家丑”外扬，官司打到了法院。那两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孙俊元所生？他们有没有遗产继承权？在没有DNA亲子鉴定的年代，法院会如何判案？

　　民国存续38年（1912年—1949年），这一时代社会转型、急剧变革，为中国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页，承载了太多沧桑厚重的历史内容。江苏作为民国时期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中心，历经了南京临时政府、北洋政府，直至国民政府，现代与传统文化交织，积累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司法审判案例。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民国审判档案，从一个特定的历史角度，折射出民国社会形态、司法制度变迁、风俗人文传承和社会治理等等。今起，《发现》周刊开设“民国法庭实录”栏目，通过鲜活典型的民国民事、刑事案件的剖析和解读，引领读者深度了解民国风土人情和司法制度，普及法制文化，传承法治精神，以期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、改进社会治理、完善法律制度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 本版撰文 江苏省档案馆 李军 蔡红 盖诚

       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二月，逢着过年，宜兴县城和乡下都透着热闹。可是对于孙家来说，这个年却过得有些凄惨。当月，孙家的男主人孙俊元因病撒手人寰。亲人们在哀哭声中送别了逝者。紧接着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被摆上了桌面：孙俊元的遗产该如何分配？

　　孙俊元到底留下多少家产？当年的案件卷宗中记载，“计有田六十四亩一分二厘一毫七丝、山一百四十三亩五分、荡六分二厘、住宅一所。”根据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“满铁”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，是日本侵略中国而设立的特殊企业）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，当时中国南方农村的土地非常分散，安徽、浙江各地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。由此看来，以孙俊元当时的家产，可以算得上是富甲一方，堪称“土豪”。孙俊元去世后，他的遗产由妻子高氏以及他们的一儿一女继承，所有的产权凭证则都由儿子保管。不过，这个看似完美的分配方案，却招来另一个女人吕氏的强烈不满，进而引发一场官司。

　　女友带着私生女来分家产

　　吕氏是谁？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，她是孙俊元的“二奶”。在吕氏的诉状里，详细讲述了她和孙俊元的感情经历。

　　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，二十六岁的吕氏和孙俊元发生了同居关系。当时，孙俊元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高氏，且和高氏生有一子一女。但吕氏对此并不在意，因为在乡下地方，没有婚姻的同居关系并不少见，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。

　　和孙俊元同居期间，吕氏生了两个女儿，女儿们随孙俊元取孙姓，而且从小就由吕氏和孙俊元共同抚养。孙俊元很重视两个女儿的教育，先后将她们送入当地有名的小学和中学。两个女儿也很争气，学业上常常得奖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，孙俊元因病去世。此时，吕氏生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十三岁，一个只有八岁。吕氏按照孙俊元临终嘱托，悉心为他操办丧事。之后，她全心全意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。据吕氏说，孙家族人对吕氏孙俊元的同居关系有目共睹，对她的两个孩子也照顾有加。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，孙俊元的母亲去世，吕氏还以孙俊元家属的身份带着孩子们披麻戴孝。

　　让吕氏伤心和不满的是，尽管她和孩子们的身份“彰彰明甚”，但孙俊元的原配高氏和高氏的子女却抢占了所有遗产。为此，她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提起诉讼，要求将孙俊元的遗产一分为五，原配高氏一份，高氏的两个孩子一人一份，自己的两个女儿也一人一份。

　　判决

　　遗产一分为五

　　私生女也有份

　　为了打赢官司，吕氏在提起诉讼之前做足了准备。在诉状中她特地冠上孙俊元的姓氏，自称为“孙吕氏 ”。她还为自己找来了两位证人，其中一位是孙家的族人，另一位则是她的亲戚。

　　诉状递上去后，吕氏开始了漫长而焦急的等待。其间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战。虽然吕氏言之凿凿，但高氏子女直指吕氏的身份其实是父亲的“姘头”，他们也不承认吕氏两个女儿是他们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双方在法庭上争执不下，出了法庭，也是恶语相向。四个月后，法院判决下来了，判决书中确认原告孙××、孙××为孙俊元之非婚生女，并判定吕氏的两个女儿和婚生子女一样，也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。

　　这份判决让吕氏长舒一口气，但却让高氏和两个婚生子女感到不满。他们坚持认为，吕氏的两个女儿，绝非父亲的血脉，根本就不应该分遗产。他们有什么证据呢？

　　同居女友竟然是他人妻

　　同居之前已有两个女儿

　　一审判决下来后，败诉的高氏和儿女们依法提起了上诉。

　　在上诉状中，他们陈述了上诉的理由，并提供了新的证据。原来，吕氏在和孙俊元同居之前，已经和一个叫裴金生（化名）的人结婚了。尽管她后来与孙俊元有了同居关系，但与裴金生还保持着婚姻关系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裴家修族谱，她以裴金生妻子的身份出现在了族谱上，族谱上还清清楚楚地注明，她和丈夫生有两个女儿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，就在孙俊元病逝后不久，裴金生也去世了，至死没有解除和吕氏的婚姻关系。

　　裴家的家谱成了高氏和其儿女的“救命稻草”。他们认为，虽然裴家族谱中记载的两个女儿没有写名字，但就是想来瓜分孙俊元财产的那两个孩子。而她们和孙俊元根本没有血缘关系，不该有继承权。

　　这个强有力的证据，一时让案件再起波澜，对吕氏和她的女儿们极为不利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经过一番法庭调查，法庭最终没有采信这个证据。

　　原来，吕氏在法庭上表示，裴家族谱中收入的那两个女儿都出生于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之前，确实是她和裴金生所生，不过这两个女儿早就先后去世。后来她离开裴家，和裴金生断绝了往来。不久后和孙俊元同居，并先后为他生下两个女儿。这次来分遗产的，就是她和孙俊元所生的两个女儿。

　　私生女有权继承遗产

　　女朋友无权继承遗产

　　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十一月，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漫长官司后，吕氏和两个女儿等来了二审判决，依据民法典的规定，确认两个女儿为孙俊元的亲生女儿。两个女儿最终获得了期望的待遇：孙俊元的遗产被一分为五，高氏、高氏的两个孩子、吕氏的两个孩子，一人一份。

　　在判决书中还特地声明，吕氏与孙俊元属于姘居关系，不受法律保护，因此她无权继承孙俊元的任何遗产。

　　专家点评

　　这是一宗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遗产纠纷案。传统中国重视家庭伦理，对于婚姻关系的正当性极为强调，正妻所生之子为嫡子，妾所生之子为庶子，这在法律上都是属于具有正当性的后代，谓之“亲生子”。而一个男人与一个既非妻、亦非妾的女人所生孩子则在法律上不具有正当性，被称为“奸生子”，民间则称为“私生子”。亲生子和奸生子在继承关系中的权利和地位都是大相径庭的。

　　民国建立以后，由于百废待兴，立法缺失。在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颁布之前，大体还是依照晚清《现行刑律》民事有效部分中有关婚姻家庭的基本规定，结合一些现代民法基本理念进行适用。司法实践中基本上仍将亲生子与奸生子权利加以分别。

　　1930年以后，民国民法典颁布适用，一方面确立了继承权男女平等的原则，同时对于“奸生子”的称谓也一并改为“非婚生子女”。民国民法典亲属编第三章专设“父母子女”的内容，其中规定：“非婚生子女经生父认领者，视为婚生子女，其经生父抚育者，视为认领。”（第1065条）；对于非婚生子女与生父关系，规定如果“受胎期间生父与生母有同居之事实者”，即可认定非婚生子女与生父之间的亲子关系（第1067条）。

  　　由于本案发生在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，法官必然按照法典的规定裁判纠纷。吕氏与孙俊元所生两个女儿既然一直为两人抚养，应当符合民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，认定孙俊元对于两个女儿的认领，从而确认两个女儿为孙俊元的婚生子女。同时，依照第1067条的规定，吕氏既然可以证明两个女儿是她与孙俊元同居期间所生，那么也可认定孙俊元与两个女儿之间的亲子关系。所以法官最终判决孙俊元的遗产，由其妻子高氏、孙俊元与高氏所生一子一女、孙俊元与吕氏所生两个女儿共同继承。

　　确认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民事权利，是现代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。子女的身份不再由父母的关系而决定，子女的法律地位不再依附于父母的身份，而由父母与自己的自然关系来确立。这是现代民法追求人的独立，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章润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